全球工业化—中国受益于分工：从1.0到4.0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红利：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使得要素集聚，在新产业中进行更具规模效应与效率的生产；市场化的价格机制使得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而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拓展了中国经济的供需边界，打开技术、资源与资本的获取途径的同时，也对接了外部的巨大市场，使得中国得以参加并受益于全球分工。
但是以2008年的次贷危机为标志，危机一波波袭来，全球化有停滞甚至倒退的迹象，根据IMF测算，全球仍然未能走出危机。以前的经验是在下跌之后通常都有一个强烈反弹然后逐渐回归的曲线，而这次是下跌之后再没有恢复，由此全球丧失了15%的潜在增长水平和能力。贸易方面更是如此，危机前世界贸易增长通常都是GDP增速的一倍，而贸易正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危机以来贸易增长的速度低于全球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更有甚者现在全球FDI占GDP的比重比2007年下跌了一半，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全球化究竟怎么了？答案是显然的——由于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和能源独立使得它的需求总体在弱化的同时更加开始内卷化，而这就导致对全球其他经济体的滴涓效应下降，这才是全球化停滞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根本原因。而在过去，美国经济好，大家都很开心，现在是美国经济貌似一枝独秀，大家都不开心。重新的独自平衡也许就意味着整体平庸，而过去的超级繁荣正得益于一个病态的全球食物链结构。
如何理解这些重要的变化并且预见未来趋势呢？框架和逻辑的重要性不亚于观点本身。这几年来，我们发现前期的研究中，主要缺乏的可能是对全球化大趋势的系统性理解。受7年前的全球危机影响，我们曾以贸易失衡、国际货币体系演进为主线，以全球化三元分工为框架，将主要国别与区域的研究拼图整合在一起——但这些都只是全球化这个更大的拼图中的一部分。准确地说，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发展及其主要矛盾爆发的结果。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此我们必须尝试跳出国别与区域研究，以更广阔的视角、更具系统性和历史感的框架进行分析。这就是全球化的不断演进和升级过程从10到40。
1492年美洲地理大发现后，全球主要经济活动区域逐渐被联系在一起，并不断加强，全球化便开始了。就像计算机，全球化的平稳运行依赖于硬件与软件两个维度的协调。全球化的表象是贸易、投资、货币、信息、技术、人员等“要素流”的跨境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经济体对外依存度与受外制约度不断提升。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与市场开放的不断发展——这是硬件。而我们划分的全球化10至40依据的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与规则等——这是软件，解决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做大蛋糕以及怎么切蛋糕的问题。
因此总体来看，经济方面，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与能源独立使得其需求“内卷化”；全球贸易失衡虽有缓解但增速却长期萎靡；多哈回合停止区域合作却蓬勃发展。金融方面，美日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量化宽松；而中国在争取更多IMF话语权的同时，也开始打造平行的小“三驾马车”。地缘方面，中东局势越发混乱，俄罗斯也越发激进；而中国开始积极推行“一带一路”。可以说全球化体系正处于变革的关键期，这对中国这一代表性的新兴大国而言无疑是重要的机遇窗口。
优秀的软件可以更好地发掘硬件的潜力，而硬件的升级意味着软件也必须调整：这听起来很像是老生常谈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故事的全球化版本，但实际内容却更复杂，也更精彩。
首先，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10，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再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全球化规则的主导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全球化红利，但维持这些规则也需要相应的实力，全球化规则本身就是世界各国相对综合实力的镜子，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实力，其次是军事实力。因此，全球化体系的更迭可以看作强国相对实力变化导致的历时较长的制度周期的结果。其次，当老软件不能适应硬件发展的总量或结构性需求时，主导者首先会对软件进行DEBUG，并全力维护旧规则，但由于各类过渡版本的软件内核并无变化，经历时间或长或短，必然会向经历全面升级：升级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但趋势无法逆转。
例如，全球化15中虽然同时存在朝贡体系与殖民体系，但工业革命的爆发最终使得历史的天平倒向后者，随后全球化进入20体系，即英国主导的帝国殖民时代。再如，一战以后的全球化25体系中，虽然20体系中的基础金本位被复辟了，但其导致的货币战争和贸易保护却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冲击，并最终崩溃；二战过后，全球化30徐徐展开。再如7年前的全球危机，虽然这只是全球化体系演变在金融和经济两个切片领域的特殊样本，但却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30模式具有先天缺陷，单极货币和需求驱动容易诱发全球贸易和投资不平衡，具有先天的危机基因。未来全球化30向40升级的过程虽然复杂，但趋势却难以逆转，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如何与守成大国博弈，无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挑战。再次，真实的历史远比任何小说精彩。
显然由于全球化版图与规则重构的过程十分复杂，新旧势力的此消彼长经常带来冲突，而老规则的破坏与停滞往往导致系统运行碎片化，区域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甚至出现反全球化的倾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是最好的负面样本。我们之所以将全球治理作为中国策略的落脚点，客观上在于核均衡与和平发展的主基调下，战争显然不是上位可选项；主观上，中国实力提升后也在积极地适应从全球化规则适应者到制定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的转变。
经济实力，特别是各主体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虽然是全球化规则变迁的主要因素，但实际催化却千差万别。对全球经济这个大蛋糕而言，增长是加法，危机是减法，技术进步是乘法，而战争冲突则是除法，每段时期的主导因素各不相同。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是英国得以主导全球化20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打击，加上冷战的铁幕，则使美式全球化得以徐徐展开。有意思的是，我们之前定义的“三次失衡”都正是全球化各阶段突变或转折的重要事件：中英失衡与鸦片战争代表着东西方主导权的交接，欧美失衡的背后是全球化从20向30升级的洪流，而第三次失衡导致的全球危机则标志着传统的美式全球化的终结。
在升级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中国可以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国-资源国-科技国-品牌国的新动力格局，进而构建对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至于最终的货币——即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中国2015年3月底推出“一带一路”规划。一方面，这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态度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积极转变；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力图主导区域治理的重要尝试。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反复强调的是“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正是在吸取旧秩序的经验和教训——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家独大，“有钱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的经验和灵感的发挥。
